恃靓作恶、恃势作恶、恃富作恶，世之常见。以往的作恶者，仗着有色、有权、有钱，不是权色交易，就是权钱交易，更甚者权钱色皆有之，这种恶行和穷人几乎不沾边。自2013年精准扶贫以来，恃穷作恶的事件在全国屡见不鲜。

“贫困户的门帘子一两年都不洗，脏鞋臭袜子摆满了整个窗户，屋子里杂物乱堆，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，但我根本不敢说让勤快点整理一下之类的话，更不敢批评”。某扶贫干部说。

为什么？

“说了贫困户不爱听的话，得罪了贫困户，贫困户不认可我，在表格上不签字，就是对我工作的‘一票否决’，我就没办法交差”。

从某扶贫干部的讲述中，我大概明白了一点：卫生状况很差的人家，十有八九都很穷。即便当下塌房烂院，但凡能把破房子收拾地窗明几净井井有条的贫困户，通过自身努力，再加上国家扶贫政策帮扶，没几年就会打个翻身仗。但凡家中乌烟瘴气一片狼藉的贫困户，国家政策的倾斜，反而让他们得寸进尺，往往成了“扶贫养懒汉”。

一个同学在某乡镇搞扶贫工作，他的几个亲戚跟他埋怨：“你在乡里当干部，也不给我们这些穷亲戚弄个“低保”，我们没沾上你的一点“光”，你这大学白上了，干部白当了……”

唉，人心呐！……

这世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，一是太阳，二是人心。

有人借国家的扶贫政策恃穷作恶，有人以威胁丑化名人恃穷作恶。

九年前，大衣哥朱之文在央视《星光大道》一夜成名。九年来，他给村里的穷人又是借钱、又是修路，明明给村里做了很多好事，却不知怎么地，成了村里穷人口中的坏人。

朱之文最近接受《新时报》的采访，讲述：一个素不相识的泰安人，来到他家里，称被传销坑了30万元，穷到身无分文，跟他借钱。他不相信，不想借。那人赖着不走，又是给电视台打电话，又是威胁：不借钱就死在朱之文家里。报警后，警察真的在那人背包里发现了雷管和农药。

朱之文在县城骑着电动车，不小心碰了一个老太太。只是胳膊擦破点皮，道个歉，贴上创可贴就好了。但旁边的人说，他是“大衣哥”，有钱，多要点。老太太立马坐地起价，让朱之文赔10万。最后，在医院花了13块钱就解决了的擦伤，朱之文赔了5000块。

更有甚者，朱之文上厕所，都被村里人抢着偷拍，上传到抖音和各娱乐网站，博取关注赚取流量。

“没在乡村生活过的，看到的乡村是田园诗意，我搞了两年扶贫工作，看到的乡村是人心溃败 ”，某扶贫干部说。

作为一个从乡村走出来的，有着十多年乡村生活经验的农家子弟，我对此有更深的感触，很能理解他的为何这样说。

就连才能超众见多识广的刘强东，谈到乡村的扶贫工作，也感慨道：“农村非常复杂，稍有不慎就会引火烧身！明明大好事也会引发无数矛盾甚至指责……我现在两个村负有直接扶贫责任，也是小心翼翼……”

我们从小学的古诗词、初高中描写乡愁的散文中，所认识的乡村生活是富有诗意的，乡村的人们虽然贫穷、没有文化，但人心是善良厚道的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。精明算计、尔虞我诈那一套，和淳朴的乡亲们几乎不沾边。

稍识文墨的中国人都会背诵李白的“窗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”，一背几十年大家都成了殷切的思乡者。却不知，我们都被李白骗了！这位写下中华第一思乡诗的李白，纵观他的一生，他根本不是忙得回不了故乡，而是宁愿大半生流浪，也不愿回故乡。这不正说明了：在李白心中，在外乡漂泊，也比回到家乡有趣。

长期以来，同情穷人，同情弱者，歌颂穷人的善良厚道一直是一种政治正确，错误地把底层弱者等同于善良淳朴，先入为主想当然地认为在扶贫干部与贫困户、城管与摊贩、医生与患者、教师与学生、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冲突中，舆论总是倾向后者，但事实真相恐怕未必如设想那样。这种不分青红皂白，任由舆论一哄而上的误解，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弱者恃穷作恶的嚣张气焰。

乡坤阶层消失，乡村的世道人心比起往昔已面目全非，恃穷作恶的乡村人文考验着每一个扶贫干部的智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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